在转变中探索前行的大学路

       我1928年5月出生，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专业学习。记得有一部上海校友拍的电影《20年后我们再相会》，已经放映超过10年了，记录了当时上海中专学校的历史。我到学校的时候，学校还是原来上海的那一套班子，但是最好的中专不一定能办好大学，好大学不一定能够办好中专，师资力量是一个关键，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师人品和素质都非常好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“文革”后，六机部决定要派一个代表团到日本去，组建这个教育考察团的责任就交到哈尔滨，哈军工书记把具体工作交给我。我们一共12个人，1个教务主管，10个哈军工的，还有1个名额给了镇江船校，当时的船校马上就要升为大学，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刘东明书记。这一批去日本的人都是哈尔滨业内的佼佼者，很多人后来都成为院长、书记甚至是院士。在日本的30多天里，我们在东京大学、大阪大学、长崎大学等地非常认真仔细地学习，受益匪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刘书记对我这个秘书的工作印象深刻，一定要求我去镇江，当年我离开哈军工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要跟我一起走，也让我很感动。
       学校一开始面临的就是办学思想和观念的转变，但很多东西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，遇到很多困难。我们的教师对造船工业有很深的感情，他们一辈子可以说都在船厂附近长大的，所以不想离开上海，大部分教师家属都在上海，自己在镇江与家人分居多年，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活，很难集中精力搞好教学。我当时是支持迁到镇江的，因为热闹的地方不能办学，门口商店、餐厅、娱乐场所等等都有影响，所有好的学校都离闹市区远一点。另一方面，“文革”的破坏造成很多脱节，大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最后，办学观念由原来的职业学校转变为大学就完全不一样，双方都需要接近对方，融合在一起。我们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学校的优等生，精挑细选留校工作，素质非常高，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没话说。只是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转变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当时提出的2Q（Quantityandquality），就是工作量的质量和数量，这在大学早就有了，但在我们学校还不太适应。大学和中专对人才的要求不一样，越向上层发展越是注重思路的开阔性。
       学校的发展需要不断改变领导干部的办学思想，不是追求时髦。当时学校大多数人做的事情还是老老实实做出产品，主攻产品做得牢靠、做得耐用。另外还有一批人是把想象力变成现实，而且所用的周期越来越短，在实际运用中作用非常大。这两种人的培养要有所不同，一个职业性更强点，一个实用性更强点，这两种都需要，缺了哪一种都不行。船校的时候有的同志就已经开始搞深水开采、采石油，我们认为这些将来肯定需要。还有上海的老教师一听声音就知道机器哪里出问题了，哪里的螺丝松了，这都很了不起。我们学校教学思想的改变比较好，现在好高骛远的人多，脚踏实地的少，比较起来我们当时是非常踏实的。
1983年，我从副院长升为院长。我主张学校就要办学校的事，那就是学术。人是这里最重要的。原来老大学，老传统，没什么杂七杂八的干部、工人这些事情。我在清华当过食堂的主任，有5个食堂，都是学生当主任，找个头，头找一帮工人，500人的饭，做得到就做，做不好第二天换人。我这个食堂主任照样上我的课，做我的作业，业余时间随带管一管，那时没有什么专职干部管，我也不拿一分钱工钱。学校管理方面基本上都是学生，一方面减少了学校的开支，另一方面学生也借此锻炼了自己。
我刚到学校来的时候，感觉和在清华的办学不一样了，大学后勤这一块根本是不管的，食堂就是小店，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就随便找个地方。学校里机构很简单，主要引导启发思想，也包括技术训练。不能搞得太死也不能搞得太活，搞得太活了就没边了，搞得太死，以后淘汰了怎么办？以前工程训练队伍大多数在第一线，盖房子，搞科研，现在是把理论变成很实用很简单耐用的现实产品。当时我们不可能都像清华办学，但是必须也要有点清华精神，想好了怎么把香蕉种好了，既要成本降低，又质量要好，兼顾两者需要我们的拼搏和钻研精神。学校刚开始遇到很多技术困难，从上海拉来两台机器，根本没办法用的。我在哈军工的时候，早期的计算机不好用了，平均每50小时要检修一次，那时大家甚至都在想电子产品将来能用吗？我在哈军工的时候，一个年轻老师是德国留学生，有一辆自行车已经骑了40年了，德国的产品质量就是这么有保证。所以，现在学校很多地方需要改革，该严格的地方要严格，保证质量的人才一定要；但是另一方面，创新的、很吸引人的产品也需要，因此既要有很开阔的思路，又要有很细腻的工作，一步一步把不会的东西做了，质量不够好，不可靠，寿命短是绝对不行了。这就要求我们培养“这个螺丝钉敲下去用上２０年”的人才，要有这样的劲头，不能歧视“空想”。大学还要教会一些基本功，偏废哪一方都不行，过多的专业化不行，但是过多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也不行，学校的学制和管理都要与目标要求跟得上趟，这就是我们当时办学的理念和方向。
       现在学校有了一些新生事物，有了不少办学点。教师到办学点上课，实用人才培养数量要多，铺的要开。另外一个方向是往研究生、博士生、博士后方向发展。我们有个别专业还是国内比较领先的，比如眼前要搞的深水工程。学校要搞尖端科技不容易，要搞普及也不容易。现在叫江苏科技大学，这个名字很好。我觉得可以搞点办学点、工厂，地方会很欢迎。可以开10个8个“分店”，横向发展，费的力气并不多，今天在这里上课，明天开个车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几节课，这个现在很容易实现。另一方面我们要集中精锐力量，办一些国家需要、科技发展也需要的重点项目，比如海底开发。这个领域少数人是专家，可以利用研究生工作来开发。我曾经试图把这两样做好，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，也未能找到恰当的方法来实现。
       学校现在一进大门的玉兰池就是我设计的。当时建造这个引起了很大争议，不少人认为花几万块钱建这个破水池，还不如盖两栋家属楼。我认为，我们学校要看起来像一个大学需要有这样一块如水墨画般的地方，后来还有了小山、走廊组成的后花园。当时玉兰池是所有人义务劳动建起来的，没有请人，都是干部带头自己动手，花了大概８万块钱，也是顶着压力建起来的。原来学校的图书馆在四系老楼那里，面积非常小，我提出从中专到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图书馆，藏书多少多少万册，才像所大学，图书馆后面的演讲厅也是当时一起盖起来的。当时学校要解决教师住房问题，在现在的幼儿园那里盖房子，盖了８栋的５层楼房，结果教师都说太远没有人愿意去。我就首先做自己女儿的工作，让她带头搬过去，把爱人也从哈尔滨市级医院的主治医生调到镇江针织厂做了厂医，如今工厂倒闭，爱人也成了下岗工人。但作为领导干部，就要能起到表率作用。（2657）